杰克JACK,C6包缝机,缝纫机电脑箱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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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渲染下，1851年，世界上第一台全金属材质的锁式线迹缝纫机于胜家问世，并在至此之后的一百余年中见证了缝纫机产业的快速崛起。
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上仅是沧海一粟，对一个行业来说，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百年必然承载了他生命的全部重量。
如果说胜家见证的是美国缝纫机的崛起，那能够像历史教科书般记录中国缝纫机发展史的一个人，就是上海市缝纫机研究所高级顾问雷杰。他今年快80岁了，一辈子就做了研究缝纫机这一件事。
今年三月，我们与雷杰老师对话了近三个小时，畅谈上海缝纫机工业发展史上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观点和看法。
“全国到现在为止唯一经过大专学习的缝纫机班就是我们那一批人，两个班，99个人。回首过去已经60年了。”这是雷杰在访谈开始后的第一句话，语气中带着骄傲，却也有一丝惋惜。
1963年，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开设机械专业缝纫机班，四年制，半工半读。两年的基础和专业知识理论学习后，第三年，这99个学生便投身到了工厂实习之中，那是一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工厂，但也是中国缝纫机工业的开山鼻祖之一——上海缝纫机一厂。
在一厂的这段实习经历，让雷杰接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教育，也为他以后深耕缝纫机技术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缝纫机一厂，他首先接触到了工厂工程师们根据实际工作编写刻印的《缝纫机原理》《缝纫机加工工艺》《缝纫机加工设备》等“乡土教材”，一个个工整的方块字都散发着老工程师们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匠心；他还接触到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到的缝纫机产品，上了很多加工工艺课、加工刀具课和加工设备课，感受到了机械工业的博大精深。
雷杰毕业后，正式被分配至缝纫机二厂（后更名为协昌缝纫机厂）机壳车间底板加工组当产品工，每天要完成1500个底板四周铣加工的生产指标，五个月后又被调到车间机修组学习设备修理。
他说，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自己学习缝纫机以来进步最快的时期。师傅谆谆教导他：“最难的活，要敢接；最脏的活，要肯接；别人不愿意接的活，都要接。人的本领，是在不断干活过程中学会的。”这简单朴实的几句话，雷杰默默在心中记了一辈子。他专心向师傅学习，苦练机修本领，不到两年时间，终于迎来了一次有挑战的“毕业考”。
那一晚，梦乡中的雷杰被一位老师傅叫醒抢修一台机器，由于他是那天唯一一位住在厂内的机修师傅，便马上从床上爬起来挑起了重任，通宵了一晚，将长期跟师傅学习的实战经验和在校时刻苦学习的理论知识相结合，他第一次完全独立成功完成了修理工作，并且谨慎细心的他，又加工了十个产品检验是否合格，一切处理妥当，同事们也都已经来上班了。“你修好了？”组长惊讶地问雷杰。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后，组长便催促着雷杰赶快去休息。离开车间的雷杰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喜悦，也是这时候，他真正体会到了师傅的那句“人的本领，是在不断干活过程中学会的。”
车间主任自然将雷杰的进步看在眼中，便将他调到了车间技术组，当车间工艺技术员，管理车间加工工艺，以及加工刀具、夹具、工具等工艺装备。而这，也正是他漫长的缝纫机事业的开端。
车间加工工艺，是车间技术工作的核心，不仅要了解加工产品的质量要求，还要了解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加工设备、加工工艺，加工用的刀具、夹具、工具、量具等工艺装备状态。要求工艺技术员的知识面宽，实际工作经验丰富，问题处理能力强。
那时，只要是厂里的人都知道，什么都能停，就是生产不能停，所以跟机器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雷杰回忆说：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一把加工车壳的导架槽的铣刀坏了，仓库也没有备货，工具科便连夜赶工，赶出了两把铣刀。但当第二天早晨把刀具旋到设备上一试，却发现刀具的螺纹标准不一样，设备上是公制的，做出来的新铣刀却是英制的。之前雷杰做机修时，每次深夜修完机器，总会再加工十个产品检验是否合格，显然，这次工具科的同事在工作上并没有这么严谨。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次“失误”，或者说是不够细心，但在雷杰看来，作为源头的图纸管理可能出了大问题。在详细整理信息后他发现，车间和工具科用的刀具及设备的螺纹标准混乱，有公制的、也有英制的。如果每次加工刀具前都要确认好标准，那还不如就从源头把刀具图标准统一，解决生产难题，保证生产效率。
雷杰便从整个车间的所有刀具图纸着手，将过去6套不同版本的刀具图，统一更新为亲自重新绘制矫正过的全新版本，并同时重新绘制了车间全部工艺文件的全新版本。
这次 “刀具事件”给雷杰带来了很大影响，“图纸管理”的概念也跟随他到了每一个工作岗位。
因为工作努力且出色，雷杰很快被提拔为厂技术科副科长，仍主管工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于是他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对全厂1379道工序进行了标准化校正。他自己主起草工艺文件标准图，发动了全厂8个车间的所有工艺员，耗时整整两年，最终创作完成了1379版协昌缝纫机厂的工艺文件。这套工艺文件，直到协昌缝纫机厂2000年后停产前仍在使用。
当时身为厂里主管产品、工艺、标准、信息、档案技术工作负责人的雷杰已经深深明白，缝纫机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的，又是技术密集型的，没有标准化的管理，这两种特征都会受到限制。
当时许多缝纫机厂采用的管理模式都是传统的作坊式，其一大特征就是生产技术资料基本都是靠老师傅经验总结归纳出的一些文字资料、技术资料，这些宝贵的财富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经过规范的技术管理整理后，才能展现出它们真正耀眼的光芒。
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10年之后，雷杰连续担任全国缝纫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全国缝纫机标准化中心2006年所使用的《缝纫机术语》文件中，主要起草人之一也是雷杰。
1973年，“当时全国轻工部研发缝纫机底板加工组合机床自动线，主要的技术支持是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那里能够接触到前苏联留下的一套很完整的机床设计的标准化手册，这对于大部分技术员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这项工作本来安排车间另一个老工程师去参加，但后来他身体欠佳，车间便安排了我去参加设计。”
“当时全国总共有机壳、车壳、底板加工三条自动线同时开始研发，结果，其他两条线失败了，其实是因为一开始设计理念有问题，所以我感觉自己的机遇比较好。”
“1983年，上海工业缝纫机厂有一个国家经委批准的引进日本‘高速平缝机产品技术及加工设备’项目。公司领导调我去担任这个全国最大的缝纫机项目负责人，1984年后公司领导决定任命我为上海工业缝纫机厂厂长。当时厂长的选拔，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这三个标准进行的，我正好占了年轻化的优势，所以从一个技术员、工程师开始，被提拔成为厂长也是我的机遇好。”
雷杰在讲述自己每个人生阶段的经历时，总是提到“机遇”二字，但事实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机遇的背后其实都是天道酬勤的结果。
1973年在参与缝纫机底板加工自动线项目时，雷杰延续着自己对于标准化的坚持.由于项目非常庞大，全国有七个厂的工程师、老师傅都参与了进来，他为了尽可能减少误差，所有图纸都要亲自校对，那时的铅笔图纸修改起来也非常麻烦，有时候擦掉修改还不如直接自己重画，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从始至终以严谨的态度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动线的设计工作。
1974年设计工作完成，设计组解散后，全套图纸就被送到了生产单位，由雷杰一个人在生产工厂主持自动线试制的技术服务工作，1975年自动线制造完成拉到缝纫机二厂，也由雷杰主持安装调试。1976年1月由于长期在自动线安装调试，埋头在车间近半年没有离开工厂，再加上之前的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埋下的隐患，雷杰突然胃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医生的一句话让周围所有人很震惊了——做好心理准备，可能是胃癌。
“如果确认是胃癌，赶紧帮我处理一下，让我出去，这样我最后还能再处理一点事情，换一个人过去什么都不知道，等于又要重新开始了。”雷杰在被送进医院前不久，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当时满脑子还都是自动线的数字。但医生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因为这其实是雷杰第二次胃出血了。
雷杰只得老老实实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好在最后排除了胃癌的可能，这才正式出院。后来的调试工作强度并不高，雷杰的身体也在这个阶段得到了适当的休养。
1977年5月，轻工部前来工厂验收项目，一次性通过。1978年“缝纫机底板加工组合机床自动线”项目还获得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时任工业缝纫机厂厂长的雷杰已经38岁了，但是跟身边50多岁的副厂长、老厂长相比，自己还是年轻的小伙子。至于他的专业水平，也是靠先前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那时候的雷杰，常常留恋在缝纫机二厂工作的情景，没有所谓的上班和下班，单身的他住在工厂、吃在工厂，有时甚至三个月、半年都不会离开工厂，并且，他很享受下班后一个人在车间的时光。没有其他工作的影响，一个人就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校对，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修改。
正是这些勤奋、用心，为雷杰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后来去日本考察时，他与日本重机公司的谈判，一谈就是一个月，从产品讨论到工艺，又从工艺讨论到设备，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后续谈判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我国的缝纫机行业争了口气。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用这八个字来形容雷杰再合适不过了。他在谈话中间总是强调，跟他能力相当或是比他能力更强的同辈大有人在，但自己正因为有较好的机遇，才放大了自己的勤奋，收获到了更多的成果。
从1983年开始，前前后后因为技术谈判、设备验收、组织考察等等事因，雷杰一共去了日本5次，每一次去，对他而言都是一次震撼。
他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的工厂虽然很小，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条。比如说，重机大田原工厂的老厂长，现在已是重机公司的元老。在1938年工厂刚建立时，作为厂长的他，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厕所是否干净，因为如果连厕所都干净了，工厂其他地方自然就不必再检查了。检查完厕所之后，他便会拿起扫帚亲自打扫工厂门口的十字马路，扫完后再穿着白衬衫横躺在马路上，一直扫到白衬衫上不会染上任何灰尘为止。”
他感叹道：“日本同行在细节方面真是做得很好，他们的厂长以身作则这件事情也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工厂管理方面也给了我许多启发。”
反观国内，数十年来高速发展，行业保持着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迅猛势头，这确实是好事，但每经过一些阶段，我们是否需要回首？是否需要从过去的路程中自省？不管是对于标准化的坚持，还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知为何都在我们行业慢慢强大的路上逐渐弱化了。
现在看行业的发展，其实欠缺的是拥有心怀家国情怀、系统性发展的概念，以及整个行业发展的概念。七宗罪是西方传来的说法，其中一罪便是贪婪，确实，人要戒贪是件难事，但这也是达成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做的事。
“现在的人都好浮躁，我不希望大家总是在空中。我们这个行业现在真正需要好好沉下心来去讨论，什么叫高质量发展。”
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上仅是沧海一粟，对一个行业来说，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百年必然承载了他生命的全部重量。
如果说胜家见证的是美国缝纫机的崛起，那能够像历史教科书般记录中国缝纫机发展史的一个人，就是上海市缝纫机研究所高级顾问雷杰。他今年快80岁了，一辈子就做了研究缝纫机这一件事。
今年三月，我们与雷杰老师对话了近三个小时，畅谈上海缝纫机工业发展史上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观点和看法。
缝制机械行业资深专家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外缝制设备》杂志顾问 雷杰
“全国到现在为止唯一经过大专学习的缝纫机班就是我们那一批人，两个班，99个人。回首过去已经60年了。”这是雷杰在访谈开始后的第一句话，语气中带着骄傲，却也有一丝惋惜。
1963年，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开设机械专业缝纫机班，四年制，半工半读。两年的基础和专业知识理论学习后，第三年，这99个学生便投身到了工厂实习之中，那是一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工厂，但也是中国缝纫机工业的开山鼻祖之一——上海缝纫机一厂。
在一厂的这段实习经历，让雷杰接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教育，也为他以后深耕缝纫机技术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缝纫机一厂，他首先接触到了工厂工程师们根据实际工作编写刻印的《缝纫机原理》《缝纫机加工工艺》《缝纫机加工设备》等“乡土教材”，一个个工整的方块字都散发着老工程师们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匠心；他还接触到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到的缝纫机产品，上了很多加工工艺课、加工刀具课和加工设备课，感受到了机械工业的博大精深。
雷杰毕业后，正式被分配至缝纫机二厂（后更名为协昌缝纫机厂）机壳车间底板加工组当产品工，每天要完成1500个底板四周铣加工的生产指标，五个月后又被调到车间机修组学习设备修理。
他说，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自己学习缝纫机以来进步最快的时期。师傅谆谆教导他：“最难的活，要敢接；最脏的活，要肯接；别人不愿意接的活，都要接。人的本领，是在不断干活过程中学会的。”这简单朴实的几句话，雷杰默默在心中记了一辈子。他专心向师傅学习，苦练机修本领，不到两年时间，终于迎来了一次有挑战的“毕业考”。
那一晚，梦乡中的雷杰被一位老师傅叫醒抢修一台机器，由于他是那天唯一一位住在厂内的机修师傅，便马上从床上爬起来挑起了重任，通宵了一晚，将长期跟师傅学习的实战经验和在校时刻苦学习的理论知识相结合，他第一次完全独立成功完成了修理工作，并且谨慎细心的他，又加工了十个产品检验是否合格，一切处理妥当，同事们也都已经来上班了。“你修好了？”组长惊讶地问雷杰。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后，组长便催促着雷杰赶快去休息。离开车间的雷杰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喜悦，也是这时候，他真正体会到了师傅的那句“人的本领，是在不断干活过程中学会的。”
车间主任自然将雷杰的进步看在眼中，便将他调到了车间技术组，当车间工艺技术员，管理车间加工工艺，以及加工刀具、夹具、工具等工艺装备。而这，也正是他漫长的缝纫机事业的开端。
车间加工工艺，是车间技术工作的核心，不仅要了解加工产品的质量要求，还要了解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加工设备、加工工艺，加工用的刀具、夹具、工具、量具等工艺装备状态。要求工艺技术员的知识面宽，实际工作经验丰富，问题处理能力强。
那时，只要是厂里的人都知道，什么都能停，就是生产不能停，所以跟机器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雷杰回忆说：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一把加工车壳的导架槽的铣刀坏了，仓库也没有备货，工具科便连夜赶工，赶出了两把铣刀。但当第二天早晨把刀具旋到设备上一试，却发现刀具的螺纹标准不一样，设备上是公制的，做出来的新铣刀却是英制的。之前雷杰做机修时，每次深夜修完机器，总会再加工十个产品检验是否合格，显然，这次工具科的同事在工作上并没有这么严谨。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次“失误”，或者说是不够细心，但在雷杰看来，作为源头的图纸管理可能出了大问题。在详细整理信息后他发现，车间和工具科用的刀具及设备的螺纹标准混乱，有公制的、也有英制的。如果每次加工刀具前都要确认好标准，那还不如就从源头把刀具图标准统一，解决生产难题，保证生产效率。
雷杰便从整个车间的所有刀具图纸着手，将过去6套不同版本的刀具图，统一更新为亲自重新绘制矫正过的全新版本，并同时重新绘制了车间全部工艺文件的全新版本。
这次 “刀具事件”给雷杰带来了很大影响，“图纸管理”的概念也跟随他到了每一个工作岗位。
因为工作努力且出色，雷杰很快被提拔为厂技术科副科长，仍主管工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于是他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对全厂1379道工序进行了标准化校正。他自己主起草工艺文件标准图，发动了全厂8个车间的所有工艺员，耗时整整两年，最终创作完成了1379版协昌缝纫机厂的工艺文件。这套工艺文件，直到协昌缝纫机厂2000年后停产前仍在使用。
当时身为厂里主管产品、工艺、标准、信息、档案技术工作负责人的雷杰已经深深明白，缝纫机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的，又是技术密集型的，没有标准化的管理，这两种特征都会受到限制。
当时许多缝纫机厂采用的管理模式都是传统的作坊式，其一大特征就是生产技术资料基本都是靠老师傅经验总结归纳出的一些文字资料、技术资料，这些宝贵的财富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经过规范的技术管理整理后，才能展现出它们真正耀眼的光芒。
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10年之后，雷杰连续担任全国缝纫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全国缝纫机标准化中心2006年所使用的《缝纫机术语》文件中，主要起草人之一也是雷杰。
1973年，“当时全国轻工部研发缝纫机底板加工组合机床自动线，主要的技术支持是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那里能够接触到前苏联留下的一套很完整的机床设计的标准化手册，这对于大部分技术员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这项工作本来安排车间另一个老工程师去参加，但后来他身体欠佳，车间便安排了我去参加设计。”
“当时全国总共有机壳、车壳、底板加工三条自动线同时开始研发，结果，其他两条线失败了，其实是因为一开始设计理念有问题，所以我感觉自己的机遇比较好。”
“1983年，上海工业缝纫机厂有一个国家经委批准的引进日本‘高速平缝机产品技术及加工设备’项目。公司领导调我去担任这个全国最大的缝纫机项目负责人，1984年后公司领导决定任命我为上海工业缝纫机厂厂长。当时厂长的选拔，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这三个标准进行的，我正好占了年轻化的优势，所以从一个技术员、工程师开始，被提拔成为厂长也是我的机遇好。”
雷杰在讲述自己每个人生阶段的经历时，总是提到“机遇”二字，但事实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机遇的背后其实都是天道酬勤的结果。
1973年在参与缝纫机底板加工自动线项目时，雷杰延续着自己对于标准化的坚持.由于项目非常庞大，全国有七个厂的工程师、老师傅都参与了进来，他为了尽可能减少误差，所有图纸都要亲自校对，那时的铅笔图纸修改起来也非常麻烦，有时候擦掉修改还不如直接自己重画，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从始至终以严谨的态度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动线的设计工作。
1974年设计工作完成，设计组解散后，全套图纸就被送到了生产单位，由雷杰一个人在生产工厂主持自动线试制的技术服务工作，1975年自动线制造完成拉到缝纫机二厂，也由雷杰主持安装调试。1976年1月由于长期在自动线安装调试，埋头在车间近半年没有离开工厂，再加上之前的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埋下的隐患，雷杰突然胃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医生的一句话让周围所有人很震惊了——做好心理准备，可能是胃癌。
“如果确认是胃癌，赶紧帮我处理一下，让我出去，这样我最后还能再处理一点事情，换一个人过去什么都不知道，等于又要重新开始了。”雷杰在被送进医院前不久，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当时满脑子还都是自动线的数字。但医生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因为这其实是雷杰第二次胃出血了。
雷杰只得老老实实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好在最后排除了胃癌的可能，这才正式出院。后来的调试工作强度并不高，雷杰的身体也在这个阶段得到了适当的休养。
1977年5月，轻工部前来工厂验收项目，一次性通过。1978年“缝纫机底板加工组合机床自动线”项目还获得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时任工业缝纫机厂厂长的雷杰已经38岁了，但是跟身边50多岁的副厂长、老厂长相比，自己还是年轻的小伙子。至于他的专业水平，也是靠先前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那时候的雷杰，常常留恋在缝纫机二厂工作的情景，没有所谓的上班和下班，单身的他住在工厂、吃在工厂，有时甚至三个月、半年都不会离开工厂，并且，他很享受下班后一个人在车间的时光。没有其他工作的影响，一个人就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校对，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修改。
正是这些勤奋、用心，为雷杰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后来去日本考察时，他与日本重机公司的谈判，一谈就是一个月，从产品讨论到工艺，又从工艺讨论到设备，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后续谈判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我国的缝纫机行业争了口气。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用这八个字来形容雷杰再合适不过了。他在谈话中间总是强调，跟他能力相当或是比他能力更强的同辈大有人在，但自己正因为有较好的机遇，才放大了自己的勤奋，收获到了更多的成果。
从1983年开始，前前后后因为技术谈判、设备验收、组织考察等等事因，雷杰一共去了日本5次，每一次去，对他而言都是一次震撼。
他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的工厂虽然很小，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条。比如说，重机大田原工厂的老厂长，现在已是重机公司的元老。在1938年工厂刚建立时，作为厂长的他，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厕所是否干净，因为如果连厕所都干净了，工厂其他地方自然就不必再检查了。检查完厕所之后，他便会拿起扫帚亲自打扫工厂门口的十字马路，扫完后再穿着白衬衫横躺在马路上，一直扫到白衬衫上不会染上任何灰尘为止。”
他感叹道：“日本同行在细节方面真是做得很好，他们的厂长以身作则这件事情也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工厂管理方面也给了我许多启发。”
反观国内，数十年来高速发展，行业保持着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迅猛势头，这确实是好事，但每经过一些阶段，我们是否需要回首？是否需要从过去的路程中自省？不管是对于标准化的坚持，还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知为何都在我们行业慢慢强大的路上逐渐弱化了。
现在看行业的发展，其实欠缺的是拥有心怀家国情怀、系统性发展的概念，以及整个行业发展的概念。七宗罪是西方传来的说法，其中一罪便是贪婪，确实，人要戒贪是件难事，但这也是达成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做的事。
“现在的人都好浮躁，我不希望大家总是在空中。我们这个行业现在真正需要好好沉下心来去讨论，什么叫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