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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废旧设备拆解工，成长为缝纫机领域的技术专家，经历坎坷而传奇。作为温州乐清走出来的草根企业家，他为人谦逊和善，又耿直内敛，有骨气、有韧劲，不媚俗、不妥协。
张章生在北京大学MBA班进修
如此个性在唯利的商业环境、尤其是竞争激烈的缝机圈里，注定要经受风雨洗礼，也注定要经历一个懵懂起伏的人生。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今年深圳的“华南展”上。他乐呵呵地在展台前迎来送往，亲自为客户介绍每一款展品。
我们聊了很多，聊研发、聊行业、聊市场、聊情怀，他的讲述直白而真诚。
了解他创业历程的都知道，他和妻子周芝瑛经历了跌宕人生，既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品尝过被不理解、被伤害甚至被践踏的滋味。
他靠着勤奋和悟性，拿出敢在国外专业展会亮相的独家产品，为自己和中缝重工赢得了尊严，然而却因为特立独行而在行业圈子里备受争议。有人力挺他，有人鄙视他，还有人痛恨他。
他愤懑过，抗争过，也曾经倒下过。然而最终，还是选择埋头于搞研究，一如既往地对技术满怀朴素的信仰。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张章生身上也有一种“英雄主义”。他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感恩缝机行业赋予他的一切，依然热爱追求这个行业。
自近代以来，乐清人文性格中固有的坚韧与生存、敢于抗争的精神，逐渐演绎为开拓拼搏、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品质。
这品质体现在张章生和周芝瑛身上，尤为显著而典型。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大批温州人闯荡北京城，以做服装生意为主，聚集在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逐渐形成了“浙江村”。
1990年，新婚不久的俩人也来到北京创业，也做服装。在这之前，张章生是干物资回收的，从16岁到19岁一直在拆解废旧设备，拆出废铁、废铜和废铝卖。而周芝瑛出身于教师世家，自己也是语文老师。
温州人骨子里的冒险精神，让两个本无交集的年轻人，奇妙地组合在一起，并开启了他们艰辛坚韧的创业生涯。
创业初期的张章生夫妇
一开始做服装，主要是西服，谁也不懂。周芝瑛说，“我是老师不会弄，剪刀（拿起来）都是反的。张章生当时有一件皮尔卡丹，花了一万多买的，他舍得花钱，买过来就拆开熨平，研究制作工艺，然后就模仿着剪。”
做服装就要用到缝纫机、烫台和锁眼机。那时候的缝纫机还是脚蹬的，黑头机，像锁眼机这种能翘驳头、纳驳头领子的可谓一机难求。
那个时代做服装很赚钱，但卖缝纫机更赚钱。他们开始售卖国外进口的二手缝纫机，从胜家299锁眼机做起。
年轻的张章生聪明能干，经他调试过的机器，比如299锁眼机，头很正，针迹很漂亮，而且他还会修，免费，大家就觉得他为人厚道，就这么经过口口相传，张章生在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有人甚至就想要一台经他调好的机器，哪怕他摸一下看一下，也就能放心拿回家。”
后来，夫妻俩就在当时丰台区木樨园的二路车站对面，开了一个门市，很多人慕名而来。
1992年周芝瑛在北京
我在闲聊中问他：“你也不是科班出身，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缝纫机技术专家呢？”
他呵呵一笑：“你知道我是什么出身？我是拆飞机大炮出身的。那时候一年拆过多少飞机，拆过多少各类型的发动机，拆过多少齿轮箱和电器设备！你想一想，要想把里面的轴承从大炮、机械设备上拆下来，你就得懂得原理，这样拆下来的配件才有价值。”
通过拆解废旧机械，张章生很早就对机械结构了如指掌。靠着这种悟性，再加上后天为生活所迫的努力挣扎，当很多同行还在靠卖机器赚差价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懂机械、会维修的“张工”。
2003年的时候，多数行业企业制造缝纫机，或者用CAD，或者用手工绘图，或者拿零配件照葫芦画瓢地仿，张章生当时返乡办厂的时候，已经开始用计算机软件设计所有产品了。
他说，“我们所有产品（的制造）都是先从图纸设计开始，然后再生产。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设计的重要性了。但一年之后，高薪聘请的技术人员又留不住。怎么办？只能自己学。”
“据我所知你小学都没毕业，电脑不懂，英文也不会，是怎么学的？”我问他。
“就硬学呗！一天，两天，三天……半年以后就学会了。而且不但我自己学会了，我还把公司所有人都教会了。教他们怎么利用软件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思特沃克思、UG等等，现在公司随随便便一个做机械加工的，都会。这是我们的工作标准。”
胸怀信念、脚踩泥土，善于在工作中学、在实践中学、在苦难中学，这是一个草根企业家的生存哲学。
人生懵懂起伏至此，为何依然雄心不减？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张章生和周芝瑛靠销售改装二手进口机器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来的。
然而世事无常。
2003年“非典”爆发，整条商业街上空无一人。这年的五月，他们选择从北京回到乐清老家暂避。没想到，张章生一看老家还有一亩三分地，就动起建厂造缝纫机的念头。
周芝瑛说，“那时候手上正好有2000万元，现金，就全部给他投到生产制造里去了。当时仿的781锁眼机，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中缝重工创业初期团建好不热闹
市场的火爆吸引了投机客的目光。张章生也想趁此机会大干一场。于是就在当年12月，他们的公司引入了香港和日本的股东，几个人合伙在宁波创办了中缝精机。结果，用周芝瑛的话说，一不小心“掉到坑里去了”。
双方道不同、志不合，很快就分道扬镳，还扯上漫长的法律纠纷。尽管直到2019年7月官司最终以张章生完胜而告终，但夫妻俩的事业却因此元气大伤。
不光之前投资的2000万元打了水漂，而且因为官司影响了孩子出国读书，自己也身无分文。“怎么办？只好把在北京的摊位卖掉，把三环路上的别墅和公寓卖掉，把手上的金银饰品卖掉，然后从头再来。”
周芝瑛说自己直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听刘欢的那首《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这首歌，唱出了张章生和周芝瑛的悲喜人生，也成就了后来更好的中缝重工。
后来的张章生与周芝瑛
在周芝瑛的支持下，原本心灰意冷、“要去当和尚”的张章生，又一次回到乐清老家“从头再来”。支撑他重新站起来的，不光是妻子的温柔呵护，还有身后那些跟着他一起创业的员工。“我说人家跟着你三四年了，你想走就走，这些人怎么办？”
他咬牙站起来。本钱不够，就借高利贷，不赚钱也要扛下去。
好在还有众多在北京积累的“铁粉”和人脉，都是全国各地的老客户、老朋友。他们支持张章生和周芝瑛闯过了难关。到2008年，他们手上又有了几千万。
当时汶川地震刚刚过去，四川省政府联合温州市政府发起支援建设项目，号召温州企业到四川投资，支援重建。
张章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到上海签了个约，决定去绵阳投资建厂。既然签约了，他就一定要兑现承诺。
周芝瑛说，张章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他认定的事，“10头牛都拉不回来”。而她自己，对丈夫也是无条件支持，无怨无悔。
他们带了5000万元入川。
到2010年11月，绵阳的厂区建成，同时四川精上缝纫机有限公司也注册成立。“当时投资了2000多万元买设备，做电脑平缝机，没想到因为经理人管理不善，到2015年亏了3500多万元。”
“当时一看不对，张章生果断止损。把2000多万元的设备，连同所有的零配件，全部按废铁价处理掉，不做了。然后把浙江的工厂全盘挪到绵阳，同时把在浙江工厂的模板机项目也一并挪到绵阳工厂。就这样到了2016年，又赚钱了，等于又滚动了5000万元的资金。”
现在回头看张章生和周芝瑛的创业史，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在风高浪急中起起伏伏。经常是好不容易风平浪静几天，很快就有新的暴风雨不期而至。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凶猛扑来。生产防护服的热风机一机难求。农历大年二十八，际华集团的老总找到张章生紧急求助，原来，他们厂有20几台老旧的热风机，要请张章生帮忙维修。经过5天连夜工作，修好之后，老总就问他，说你们能不能研发生产？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设备。
当时正是春节假期。张章生二话不说，带了几个人，从正月初三一直干到正月二十三，天天熬到凌晨两三点，手上都是被500°高温烤出来的水泡。花了整整20天，终于把热风机搞出来了。但那时候热风机还属于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不能对外销售。
周芝瑛说，最后一算账，不但没赚钱，还亏了100多万元。
但是这个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付出的人，也不会永远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流汗又流泪。
后来到了2020年4月，中缝重工的热风机可以对外销售了，那一个月就做了3000多台。等于不仅弥补了之前的亏损，还净赚了不少。通宵达旦的钻研，究竟是为什么？
对张章生而言，如果说创业早中期是为了生存和生活而战，那么在“什么都有了”之后，依然雄心不减，究竟是为了什么？
周芝瑛告诉我，一次国外参展经历，给过张章生一个很大触动。
国外参展经历
那是在德国科隆的国际服装生产技术及纺织品加工博览会上。中缝重工受邀参展。就在张章生和周芝瑛面带微笑地向客户介绍产品的时候，一家外国同行拿着律师函过来，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是COPY的”，要把他们赶出去。
周芝瑛当时有备而来。她一面跟德国人说着“NO COPY”，一面把一摞专利证书拿出给他看，尽管专利都是中文写的，对方也看不懂，但却是自主研发的证据。最后，“中缝重工成为那场展会上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缝机企业”。
据周芝瑛说，从德国回来之后，张章生把自己关在自家楼上几天几夜。不下楼，也不肯吃饭。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中国人要靠自己赢得尊严，要有骨气，不能再让人家看不起了。”同时，张章生也认识到专利的重要性，之后一旦研发出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马上写专利。
中缝协理事长杨晓京（左四）为中缝重工新厂落成仪式剪彩
还有一次在日本。那是2012年的大阪JIAM展。当时展出了张章生研发的一款设计非常合理的缝纫机，引起日本兄弟公司董事长安井义博先生的注意。包括日本重机的一些技术人员，也都分批到他们展台前拍照。
每逢这样的场景，张章生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一定乐开了花。
“他就像小孩一样，说你看我成绩那么优秀，你老师是不是该表扬一下？”周芝瑛哈哈大笑地说。可是现实仿佛在跟他开玩笑。
她说，早些年，很多人仿张章生的专利，他一开始还会打官司，一度开过新闻发布会。官司是打不完的，后来也就很少打了。
但他其实心里还是气难消、意难平。
周芝瑛说，在很多老朋友眼里，张章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讲原则。但是他又是一个很耿直的“技术男”，甚至有些愤青。
市场竞争多数情况下是残酷无情的，尤其是同行之间，充斥着不择手段的恶意竞争。
在张章生眼里，正心正念才是光明而正确的人生价值。哪怕是竞争，也要是正大光明的、基于价值创造基础之上的竞争。他一直崇尚美好的东西，纯粹的东西，扎扎实实的东西。
在他的价值观体系里，任何对财富的获得，如果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利益受损的基础上，都是不光彩的，得到的也一定会还回去。
有一次，中缝重工发到一家羽绒服企业的多台模板机出“问题”了。该企业的负责人打电话给他，说你的机器不行，针杆怎么都卡死的。张章生一听这话就急了，说“绝对不可能，你们别动，保护好现场，我马上飞过去”。
他到了现场仔细一检查，才发现，这些模板机的针杆都被502胶水粘得死死的。这事情搞大了。羽绒服企业老板听说后要追查，他的牛脾气一下就上来了：“你们不要查了，我不跟你们玩了，这里面套路太深了。”
张章生、周芝瑛夫妇及儿子张奕祺（左一）
周芝瑛说，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时候他就觉得不应该这样，或者说不应该这样对他。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在经常被市场“教育”之后，张章生有时候也在自我反思。
他说，“我曾经也很执着，认为产品做好肯定会有市场，但有时候恰恰相反，你的产品做得越好，市场反而丢失得越多。”
在搬到绵阳之前，中缝的“锁钉套”品质非常好，好到客户多年用不坏。“但反过头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别人已经在用最差、最便宜的东西去覆盖你的市场了。”对张章生来说，把产品做好代价不小。
这其实是一个难解的困境。究竟是要市场还是要品质？纠结之下，张章生最终还是选择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们还是始终把品质放在第一位，把产品给用户创造价值放在第一位。”作为公司董事长，他在研发制造投入上可谓一掷千金。
中缝重工的模板机
在深圳展台上，他指着身边一台机头旋转模板机告诉我，“这个产品我就打了四款，第一款打出来不行，感觉哪里还有问题，第二款打出来可以了，但后来感觉没办法去做升级，又不行。一直打到第四款，才感觉最满意。”
他说，每打一款，至少要花200多万元。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周芝瑛说：“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为了做研发的设备投资差不多两个亿了。一台龙门铣要600多万元，他买了四台。眼睛眨都不眨。你要让他去买衣服，舍不得，一件衣服能穿上10年。车更是不讲究，四个轮子能走就行。他对自己很抠门，但对员工很好。工作上对他们要求很高，生活上员工有困难他从不吝啬。不光是员工，都知道大凉山苦孩子很多，他每年都去捐钱捐物。因为他对共产党很感恩，对社会很感恩。他是孤儿，就是因为小学的学杂费政府给免了0.5元，才让他读上五年书。当年在北京创业，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位妇女拿了10件西服让我们加工，硬塞给我们5块钱。我们受到启发，把机器设备搬出去替别人加工衣服，每天都有收入，生意由此起死回生。这些事他都牢记在心里。”
经常陪在张章生身边的，除了周芝瑛，就是这台电脑
30年多年来，张章生就像个苦行僧，每天早上7点多就到办公室，晚上十点多还在搞研究。一个跟了他13年的员工说，老板工作起来就像一头牛，这么多年来，几乎没看到他休息过。
有一次，周芝瑛忍不住问他，这么拼究竟是为什么，他说，“我就想能为这个行业做点事情。在我有生之年，中国缝纫机如果有我张章生付出的一点绵薄之力，能得到大家认可，我也就知足了。我的一切来自缝纫机，也用之于缝纫机”。
哲学家尼采曾说过：知道生命的意义，便能承受一切苦难。
面对外界的不理解和生活的不如意，张章生越来越达观、包容，超脱了很多。周芝瑛之前一直劝他要放下，“江湖上怎么说我们，偷也好，骗也好，抢也好，事实证明都是子虚乌有，我觉得我们能熬过这些流言蜚语，这个过程也赋予我能量。”
几天前，周芝瑛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张章生终于放下了。“不去争，也不去辩，一切顺其自然”。其实张章生还是那个张章生，仍然对缝纫机充满激情和热爱，只不过耿直中有了圆润，倔强中有了和顺，执拗中有了更多包容。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其实读懂了张章生，也就读懂了中国缝机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缝重工总部入口处红旗飘扬
